摘要

　　作为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日本形成了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应对机制和措施。该文利用灾害文化渗透效应，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机理进行解读，认为日本的文化是由灾害影响始终，并逐渐渗透而形成的。日本的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首先形成人们对灾害的认知，渗透到个人和民族的意识中，随着人们对灾害认知的加深和理解，灾害被表达成文艺作品，习俗和教育等文化具象。该文以期从新的视角，带来对日本文化不同的理解，也为我国灾害文化的形成提供参考价值。

　　1引言

　　文化的发展机理一直为学者讨论，有的支持地理决定论，有的坚持经济决定论。总之文化并非独立于其他因素之外，人类的活动总是受到外界和内心的影响。灾难决定论是地理决定论的一种说法。日本是一个典型的灾害国家，日本文化也是典型的灾害文化。该文基于灾害决定论分析日本文化的发展机理，认为日本国土的灾难是贯穿其文化发展始终的动力和影响因素，以灾害文化渗透效应来分析日本文化发展机理。

　　灾害是生态环境脆弱性和人类群体脆弱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多发的自然灾害和人类本身不可避免的脆弱性使灾害在日本成为常态。人类学家认为灾害是导致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灾难文化渗透法是以灾害为元初动因，将文化解构为认知强化，人格共性，民族特性和具象表达四个层次，认为各层次之间通过三种路径：受灾经验，意识和教育进行渗透。该文基于此扩展出灾害文化渗透效应，以应用于日本灾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分析日本灾害文化的内在逻辑。

　　灾害文化渗透效应是指灾害作为人类活动的外界影响因素，会自发地从浅入深，自觉地由深及浅，随着时间推移从个人到国家层面，渗透到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和部分。灾害文化的形成具有三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当下的灾害文化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演变，从历史中可以追究其根源，在不同灾害阶段也对应着不同的文化反应和体现。二是社会维度，小到个人大至民族，国家的层面都是灾害文化的组成部分。三是心理维度，从潜意识到表意识，从浅层认识到认同吸收，灾难随着时间造成思想上的文化痕迹。

　　2日本灾害文化的元初动力

　　从日本的神话到传统文化也处处可见对灾害的反应，现代灾害文化更是日本应对面对灾害形成的系统的文化机制。日本文化的核心内涵可以说是与灾害息息相关的，日本民族的特性也是由灾害塑造的，灾害文化的构建更基于日本人长期对灾害的理解和应对。

　　汉字由中国传入前，日本神话口耳相传，随后各氏族将神话和传说记载下来。至8世纪，《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系统地将神话和传说进行收录，也根据统治者的意愿对内容进行改编。日本神话有自发形成的也有自觉形成的，也可分为民间神话和政治神话等。日本的神话体系可以简单划分到多神论中，但不能不重视其独特性。神话既是日本人对历史和未知的想象，也反映了他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神话非系统地、部分地反映了灾害，体现了古代日本人对灾害的认识和理解；神话故事中也描述了人们应对灾害的措施和经历。

　　日本自古以来多地震和火山活动，当古人无法正确认识灾害，便创造出神话来“合理”解释灾害现象，积累经验应对灾害，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伊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二神造岛创世的过程符合古人对海底地壳活跃，形成新岛陆的推理和想象。几大主神的演化体现了古代日本人对自然界种种元素的描绘，这与世界其他文明的神话遵循相同的规律，从最常见的掌管火，矿物，土，农耕，水，雷，月等形象的“正义”神，到建速须佐之男命和荒暴神、夜刀神等灾害神。日本皇家祖神天照大神的女性形象也与中国的女娲有异曲同工之意。尽管日本本土的神话有着自身独特的脉络和表现，还是符合基本的文化发展规律。

　　灾害神建速须佐之男命代表日本的干旱，地震，火山等，其本身是一个大家庭中顽皮任性，思念亡母的幺弟。后来他斩杀象征洪水的八岐大蛇，与妻子居于根国，繁衍后代，又体现了人们对灾害正面和积极的认识。箭括氏麻多智对“夜刀神”以刀剑相抵，驱逐出地，划分界限，世代祭祀，遂安然二百余年，时任地方官壬生连麻吕为完成皇命，修筑堤坝，下令打杀神灵。古人在不断认识自然，开发自然的过程中，随着能力的提升，对自然的畏惧感也逐渐弱化，更加服从皇权。

　　日本人对灾害的认识是变化的，多面的以及矛盾的。首先，人们是畏惧和害怕，也有烦恼频繁和重大的灾害发生。这不仅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损失和不同程度的破坏，更威胁到基本生命安全，因此他们向“正义”神祭祀，寄希望于他们的力量来庇佑人们。其次，古代人保持着积极的态度，秉承繁衍的希望，不断在灾害中生存下来。再次，人们逐渐认识到通过智慧和勤劳，灾害是可以战胜的。他们积累经验，建筑防御工事，抵御灾害破坏，消除甚至改造灾害。

　　3由浅入深，灾害意识渗透到民族心理

　　灾害每每给人们留下心理创伤和阴影，但人类还是要繁衍，生命还是要继续。人们为了祛除灾害留下的心理阴影做了诸多努力，如编造神话对其加以解释，抚平内心的恐惧，或重整旗鼓建设家园并留下应对灾害的经验等，人们的经验深化为灾害意识。危机意识和共同体意识成为日本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心理之一。

　　日本的危机意识在历史上最能表现为两次大规模向世界先进文化的学习。第一次是645年的大化改新，第二次则是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两次改革的直接原因都是国内社会矛盾激烈，不同的是前者为主动效仿唐朝，而后者是面临西方国家侵略被迫进行自我改革。相比东亚邻国，日本的自然条件不算优越，地理位置也是处于孤立的弱势地位，但日本凝聚一国之力，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逐渐强大起来，也适时地向他国学习，注入进步的动力。正是这样的危机意识也让日本从未放弃过扩张的想法，663年日本入侵朝鲜半岛，惨败于白江口之战；1592年丰臣秀吉攻占朝鲜王朝，与明朝正面对抗。韬光养晦几百年后，日本自恃国力强盛，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后全面侵华挑起二战。日本民族的侵略性和求知欲是本国的绝对条件使然，也被相对的地缘环境强化。

　　在长期面对灾害，抵御灾害，预防灾害的过程中，日本民族除了形成心理应对，也设计了相应的社会制度，即“村落共同体”（村落指日本的自然村）。农耕社会中，改造自然的工程难以靠个体的力量完成。由于相对孤立的环境，日本人融合成为统一的大和民族，这两种因素是日本的特殊村落结构形成的客观条件。“村落精神”则是村落维系的统一的社会意识，铃木荣太郎认为这种精神是制约村民行为的习俗和规范。其中，“村八分”就是一种约束村里破坏秩序之人的制度，即除火灾和丧事之外的其他日常和非日常活动，受约束者均不许参加，被剥夺了生产、生活的基础。

　　与中国村落不同，日本村民将地缘关系优先于血缘关系。共同财产，集体土地，公共水资源都是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日本村落与家庭和同族具有同一性，强化了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同乡教育”，婚礼丧礼仪式等习俗既是共同体意识的体现，也维系了共同体意识。在日本社会，不仅有村落共同体还有社区共同体，城市共同体，企业共同体，他们是灾害预防和灾后重建的主力军。不同主体根据地区划分而进行统一管理，聚成地区防灾力，利于应对灾害的协调统一。灾害发生后共同体互帮互助，日本国内出现“灾害乌托邦”现象，但这种现象的持续时长和在某些地域层出不穷的利己主义都引起学者思考。

　　4深入浅出，灾害文化的表象

　　灾害文化的表象是指人们创造出直接描述灾害，表达对灾害情感和认知，或间接受到灾害影响的文化财富，如文学艺术作品，文化习俗，还有灾害教育。文学艺术自是不必说，从描绘富士山喷发的浮世绘，到日本文学中的悲剧情结，谈及死亡的淡然可以看到灾难在文化的渗透。日本的习俗则是表现出崇拜神灵的思想。这些既有化身为自然元素的神，也有象征自然现象的神和妖怪，例如灾害。日本人在与自然的斗争中畏惧自然的力量也感受到自然的慷慨。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是崇物，而西方人是制物。日本人居住的自然环境是比较滋润的，日式房屋是开放式的，与自然相融的。这体现了虽然灾害多发，但总体而言日本是宜居的，或者说人们可以克服灾害的影响或远离灾害多发地，觅得舒适的生存环境。日本人对于自然抱有深切的感激之情和敬畏之情，于是有了各种形式的“供养”，如“笔供养”“放生会”“人形供养”“花供养”等。

　　日本人的生活就是与自然保持一致，形成和谐的步调，与自然共生。相反于中国人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自然斗争观，日本人生活在可怕的灾害和美丽的环境共存的日本列岛，已经形成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然而，在现代社会，这种观念越来越少见。

　　现代日本的灾害教育可以解释其中部分原因。现代科技提高了人们对灾害的认知，也提供了应对灾害的有力防御，使得人们在一些非重大灾害面前能够全身而退，日常生产生活甚至几乎不受影响。日本的灾害教育与灾害预防文化和灾害历史构成灾害文化的部分。日本灾害教育的成功体现在灾害发生时人们反应迅速，灾后救援井然有序，更体现在从幼儿开始的灾害教育，日本惯用“防災教育”来表示。经过长期的危机意识培养和预防文化教育，日本社会已经形成防灾文化，人人具有灾害意识，灾害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渗透到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中，形成“第二本能”，而不是像我国的填鸭式教育和运动式治理。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日本应对灾难越来越积极主动。古人面对灾害无能为力，无法准确认知，随着社会和科技进步，人们建筑防御工事抵御灾害和减少损失，灾害开始深入渗透到国家应急体制和建设领域。人们最初的受灾经历也沉积为抗灾经验，对灾害的认知越来越深刻和全面，尽管仍有许多未知之处。由此灾害从自然界和社会渗透到国民的意识中，构为民族特征的一环。当灾害从人们的理解中被表达出来，成为文化创造，人类智慧的结晶，便又回到了具象的状态。